印文：“太上皇帝之宝”满汉文篆书 展览：1925年,《中国皇家珍宝和佛像》(Chinesischer koniglicher schatz und Buddha-Statue)德国法兰克福出版公司 1925 年出版。来源：罗伯特·施密特编著(Robert schmidt)舊藏（标签）Collection of Peter Kemp Antiques  London 1980（标签）Spink & Son Ltd London 1978（标签）清乾隆檀香木交龙钮“太上皇帝之宝”御玺赏析乾隆皇帝是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实际在位最久的一位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将清朝国力推向顶峰，平定边疆，为近代中国形成多民族国家打下基础。1795年，乾隆皇帝御宇已满整整一个甲子，刚好和他的祖父圣祖康熙皇帝在位时间比肩，为了兑现自己即位时许下不超过祖父的在位年数的承诺，加上自己寿过八旬，年事已高，皇帝决定禅位，以享天年。是年十月十八日，他召集军机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次年新正，乾隆举行传位大典，颁发传位诏书，钤用太上皇帝之宝，正式以太上皇帝自称，为清朝再一次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而天下也开始进入嘉庆纪年。传位大典自清代开国不见先例，更是亘古未有之创举。于是特别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为了让权力顺利交接，他在皇帝宝座上的最后一年里，亲力亲为，事无巨细地安排来年的禅位大礼，并与大臣共同议定禅位后太上皇帝与皇帝的称谓事宜。而其中，就包括制作传位诏书上使用的新御玺——“太上皇帝之宝”。这方宝玺作为权力移交的象征，也代表着乾隆皇帝即将履行的新身份。这也在传位大典举行前一年，即乾隆六十年就已经开始张罗。当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帝传谕内阁大学士，“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镌刻太上皇帝之宝册，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寳册，用彰熙朝盛瑞，将来嗣皇帝亦能如朕之懋承天眷，寿届期颐，再举上仪一切典礼皆可敬谨遵循，实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从文中可知，皇帝对御玺的重视，是想使整个传位大典更加制度化，以便让子孙后代出现同样的情况时，可以援引仿效。嘉庆元年，乾隆还在玉玺上亲自题诗：“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袠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謮，恰合随时爱景光。” 并镌刻在玉玺之上。 这方御制“太上皇帝之宝”玉玺，陈放在宁寿宫皇极殿御案左侧，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盖天之所重，以治宇宙，申经纶，莫重于国宝。”皇帝宝玺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自古以来视为国之大器，深藏秘府，向来被视为真正的国宝，用以作为皇帝发号施令的印信，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御宝在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有经过当时统治者的精心制作，但大都伴随着王朝覆灭而损毁不传。而唯独清代御宝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类、存贮、使用宝玺的典章制度。清代在乾隆以前，一直没有明确关于御宝的定制。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右文稽古，表章经史，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成就。在他统治期间，天下太平，政治稳定，使之能有较多的经历完善前朝的典章制度，同时也因应时代变化对国家各种制度重新改革，定下规矩，使得后世沿袭，至清末不改。 在御宝制度方面，乾隆皇帝亦汰繁就简，匡误厘新，进行了颇有建树的改革，亦同时以自己博雅好古的品味，而在制宝工艺和篆法的运用和谐上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首先是纠正了《大清会典》中有关御宝记载的失误。乾隆十一年，皇帝践祚未久，即考虑对交泰殿所藏的前代三十九方皇帝御玺重新考证排列，钦定为二十五方，并各自规定其在不同场合的用途。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又指授大臣制定满文的篆法，重镌二十五宝中的二十四方，以讲求印文在汉字和满文上形成风格上的统一，让印文观感更为渊雅古貌，威严大气。二十二五宝秘藏于紫禁城交泰殿，“袭以重盝，承以髹几”，慎重保存，一直传至宣统末年，未有变更。“二十五宝”是乾隆皇帝登极初年对前朝御玺制度的整理改革，而“太上皇帝之宝”，则属于乾隆皇帝晚年的全新创制，在中国御玺历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该御宝制作和镌刻的满汉文篆书与“二十五宝”同样地一丝不苟，并且与二十五宝实属同一规格，同样可视为国宝之一。甚至在嘉庆元年的传位诏书中，奉旨规定“鈐用太上皇帝之宝，次用皇帝之宝”。 其地位和等级，实有过二十五宝而无不及。“太上皇帝之宝”的制作，背后承载着乾隆皇帝的对子孙继承大位的美好愿望，作为“二十五宝”的配套，乾隆皇帝是希望后世的历代帝王在高寿之年传位子嗣举行大典时，即可使用该宝。但遗憾的是，乾隆之后大清的国力逐渐衰落，自嘉庆以来，历代帝王大都享祚不长。嘉庆元年的传位大典，在有清一代，虽是首开先例，但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太上皇之宝”在清代的众多宝玺之中，向来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此方清乾隆檀香木交龙钮“太上皇帝之宝”御玺，高10厘米，印面长宽14.8见方，是现存“太上皇帝之宝”中，除了故宫所藏碧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故00166721〕外，印面最大的一方。恭捧在手，香氛流溢，檀木轮纹，浑圆层扩，整料一色，无节无瘤，其非合抱巨材，不能如是。印面镌刻满汉文篆书“太上皇帝之宝”，满文篆书显然是乾隆十三年钦定满文篆法后的书写方式，落刀纯熟利落，一丝不苟，字形儁美飘逸，庄重大体。满汉文篆书印文“太上皇帝之宝”可参考《乾隆宝薮》。此玺之印钮作交龙状。交龙纽在清代宫廷印玺的常见式样，一般作两龙交叠俯卧之态，而表情神态、龙身纹饰等则无固定程式，几乎每一枚宝玺的印钮都自有特色。然而清三代——特别是乾隆朝制作的印玺，工艺讲究细腻，与晚清的帝后印玺有显而易见的高下差异。本品印钮，便具有典型乾隆御宝的特点，时代气息明显。雕琢细腻传神，兽面开相威严，二兽交叠之态，交代清晰，而身体之细节，如眉髮鼻腔，五爪指节，无不毕现。尤其是身上的鳞纹，层次分明，片片精审，直至微隐之处，皆带刀工，光照之下，鳞甲银光闪耀，栩栩如生。对照如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宫宝玺，可见交龙钮款式是清代御宝的常见款式，而尤其以乾隆年间工艺最为精湛。乾隆钦定的二十五宝中就有多方玉宝使用交龙式样，而乾隆朝的雕琢工艺，相较清代早期和之后各朝制作，都要精巧美观，使御宝除了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之外，同时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本身就是一件代表清代手工业巅峰时期水平的传世珍品。在乾隆朝以后，交龙钮作为宝玺的经典式样，其制作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故宫传世的五百余件的清代晚期交龙钮宝玺，可见制作的工艺在乾隆之后不断简化，而成更为便于执握的长方形，龙身曲线被完全忽略，鳞甲的雕工用网状线条代替了过去片片均起弧线、层层累叠的立体视效，工艺输逊乾隆时期远甚。而尤当细究之处，是交龙钮的式样。乾隆年间宝玺交龙纽的常见形态，一是龙身交叠俯卧，腰骨平挺，龙首作平视之状，龙口半张，牙舌俱露，嘴旁留有长须，其中较为著名的宝玺，如碧玉交龙纽“古稀天子之宝”〔故00166710〕、碧玉交龙纽“八徵耄念之宝”〔故00167526〕、碧玉交龙纽“十全老人之宝”〔故00166716〕，白玉交龙纽“归政仍训政”〔故00166818〕，皆属此类。乾隆以后各朝的玉玺，也多喜采用该种式样，如碧玉交龙纽“同治御笔之宝”〔故00166882〕等。另一种交龙式样，龙身拱身相交叠，身上有卷纹装饰，龙首作俯视之状，额头隆起如丘，双口紧合，神情肃穆。此类交龙式样，多见于乾隆二十五宝之上，如青玉交龙纽“讨罪安民之宝”〔故00166745〕、墨玉交龙纽“钦文之玺”〔故00166795〕、青玉交龙纽“巡狩天下之宝”〔故00166748〕、白玉交龙纽“皇帝亲亲之宝”〔故00166813〕、白玉交龙纽“天子之宝”〔故00166814〕、青玉交龙纽“天子信宝”〔故00166812〕、碧玉交龙纽“表章经史之宝” 〔故00166744〕、白玉交龙纽“敬天勤民之宝”〔故00166807〕。本品交龙式样，即属后者一类。而就雕工而言，仔细对比，甚至远过于“天子信宝”、“表章经史之宝”的印纽。至于檀香木则是清代制作御宝的常见材料。据《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统计，故宫现有清宫就藏檀香木印章552方。根据《御制交泰殿寶譜序》记载：国初受天命采古制为玺掌，以内阁承收，以宫殿监正袭以重盝，承以髤几，设交泰殿中，以次左右列，当用则内阁请而用之。其质有玉、有金、有栴檀香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纽有交龙，有盘龙，有蹲龙。其中的栴檀香木指的就是檀香木。传世的康熙御宝中，可查到檀香木印玺两枚，一方是著名的“育德勤民”蹲龙钮宝玺正是使用檀香木镌制，另一枚则是檀香木交龙纽“文华殿宝” 〔故001658632〕，印纽雕刻交龙，工艺极为精细，二龙交叠拱身，双口紧闭，神情凶猛，须发鳞甲，栩栩如生。此为康熙御宝中唯一可见交龙纽的宝玺，但交龙与上述乾隆朝的形态有明显差异。上等的檀香木在古代是珍贵的木材。檀香树属半寄生植物，栽种困难，产量受限，需求又旺，供求的巨大落差导致从古至今都属珍稀昂贵商品。檀香木自宋代以来就通过海外贸易从东南亚和南亚进口。清代的檀香木名列天朝贡品的名单当中。康熙十二年暹罗贡使来华，贡品中就有檀香木的记录。乾隆年间，海外贸易发达，上等的檀香木料主要由欧洲商人（乾隆年间特别是英国）从印度洋转运到广州贸易，再供奉内廷。 上等檀香木皮实而色黄，材质致密，香气醇厚，在清代宫廷尤受追捧。北京雍和宫万福阁内，存有一座高26米、直径3米的巨型檀香木雕弥勒像，是乾隆十五年时，西藏七世达赖喇嘛，为感谢乾隆派兵平叛而送的贡品。此檀香木，采自尼泊尔一株巨大的檀香树。由陆而海又上陆再运到北京，动用无数人力，历时三年，先立于地下，再请巧匠精工雕琢而成。十八世纪之后，由于资源枯竭和国际贸易体系的转型，檀香木贸易逐渐衰落。晚清宫中的印玺虽然仍大量使用檀香木作为印材，但大多成色发白，木质疏松，且多为拼接成器。即使是慈禧太后使用的宝玺，也找不到大料，而免不了用三条小料拼接成印基。檀香木作为印材，不仅便宜奏刀雕琢，而且易于使用。据学者研究，实际上清代宝玺中的玉印大多是作为宫廷内作为皇权象征意义的陈设品，平时并不经常使用，而是根据宫中规定，常年作为装饰摆放在殿宇御案之上，而每一种宝玺实际都会有不同的材质的作为备用。檀香木印即是其中之一，作为日常使用性的宝玺，钤盖诏书公文。而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郭福祥先生研究亦曾在研究中指出，故宫旧藏檀香木印玺有数百方，有些是为了雕琢玉玺之前制作的木样，从故宫提供的图片资料来看，许多檀香木印玺没有太多使用的痕迹。这方乾隆“太上皇帝之宝”流失海外，上世纪二十年代辗转为一德国法兰克福藏家珍藏，并曾在当地展览亮相。二十世纪早期，德国是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西方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之一。1924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所。而本品正是此时流入德国，这与当时德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不无关联。此后本品一直秘不示人，直至近年回流国内，殊为难得。作为清代乾隆檀香木宝玺实物例证，尺寸为传世所见最大，而且还是乾隆年间流传后世少数檀香木宝玺之一，对清代宝玺研究具有重大价值。故宫所藏“太上皇帝御宝”宝玺：一、清乾隆 青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故00166764〕，数字文物库，方印；二、清乾隆 碧玉龙纽“太上皇帝之宝”〔故00167319-1/3〕，数字文物库，小方印；三、清乾隆 青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故00166712〕；四、清乾隆 太上皇帝之宝〔故00166714〕；五、清乾隆 碧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故00166721〕，图见《明清帝后宝玺》图版201，印面22.5厘米见方，通高15厘米，纽高7.3厘米，印面镌“太上皇帝之宝”满汉篆文，四面镌御制诗《自题太上皇宝》。函以栴檀木匣，附须弥座、黄绶带。此印即《国朝宫史续编》所载，奉乾隆六十年上谕“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帝之宝册，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而镌刻者；六、清乾隆 白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故00166726〕。一清碧玉交龙纽“太上皇帝之宝”〔故00167565〕。七、清乾隆 碧玉龙纽“太上皇帝”印〔故001687570-1/3〕；拍卖会所见“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帝之宝”：一、清乾隆御宝青玉交龙钮方玺，印面12厘米见方，汉文篆书“太上皇帝之宝”，两见香港苏富比〔October 26, 2003, Lot 29; October 5, 2016, Lot 3304〕，成交价94180000元。二、乾隆“太上皇帝之宝”御宝交龙纽和阗青玉玺，汉文篆书方印，印面六厘四毫米见方，香港苏富比〔October 8, 2009, Lot 1655〕，成交价16340000元。三、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阳文汉文篆书方印，印面八厘二毫米见方，四面镌御制诗自题太上皇宝。香港佳士得〔November 27, 2007, Lot 1861〕、香港苏富比〔April 8, 2011, Lot 2817〕，2015年保利秋拍，成交价74750000元。四、清乾隆六十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2011年保利秋拍，成交价16100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