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古董拍卖集成1995-2002》，湖南美术出版社，封面作品，详情见P23 清代乾隆时期玉材来源充足，制造的陈设品样式丰富，这些陈设品用料精细，又较多地使用籽料玉，在乾隆帝的审美意趣下，宫廷治玉之法不断创新，无论是原料还是技法，乾隆清中一代为一座高峰，而摹古则是此时一大特色。除造型、纹饰外，玉色及皮壳亦尽善摹古之风，如“烤色”等治玉之技臻至完美，此技在白玉凤纹壶中可略见一斑。此玉壶为仿古彝器，长圆简形体，圆扣形顶，僧帽纽，椭圆口，短颈，壶身由上至下收敛，圈足。镂雕龙形柄，凤身为流，流颈之间为一长长的凤冠，凤之两胁有流云飞出，似翅，布于壶身。此壶设计新颖 胎体均匀，厚度适宜，琢磨精细，器表留有空地，地子光而平，纹饰方圆规矩，光泽较强，有清代乾隆时期玉器的特点。另其瓶盖的造型和打磨方法与故宫博物院藏的玉云龙盖瓶相似，瓶身施以烤皮之技，亦可证此为乾隆盛世官造玉器的特色之一。配精雕木座，纹饰与器物连贯，风格统一。来源:北京瀚海2002年7月1日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玉器（下）》，第29页，白玉螭龙纹盖瓶引古返以初——「玉厄」引起的乾隆师古治玉之风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在新疆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后，新疆回部每年春秋两季贡玉4000斤。如此一来，宫廷玉器制造有了充足且质量上乘的玉料。有了丰富的玉料，再加上继承自前朝的制玉技术，因乾隆皇帝爱玉成痴，玉器不仅成为王公贵族极佳的贡品、礼品。地方富豪也开始附庸风雅，追求起精美的玉器，以求沾沾天子的光。在此推动下，不论是宫廷玉业还是民间作坊，几乎所有类别的玉器行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迎合这批人的口味，苏杭等地的一些民间作坊制作了一批特殊的玉器。这类玉器有的造型独特，结构繁冗，很能吸引眼球；有的则题材庸俗，缺乏讲究。此时就出现了所谓的「玉厄现象」。乾隆所批判的「玉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题材艳俗或是造型奇特的玉器，其诗《题和阗玉璧》中有一句:「玉厄疾其俗样深」即是批判此类玉器；二是偷工「增」料型，工匠在做工时追求速度，不求质量，为了增加玉器重量，对玉料也不再精雕细琢，甚至保留其瑕疵部分；三是繁冗炫技型：为了追求玉器的精美，表现出制作者高超的技术，以谋取高价，雕刻出的花纹十分繁冗复杂，有的还大量运用镂空工艺，完全不注意「因器适宜」。乾隆帝在发现「玉厄现象」后，有了「渐欲引之古,庶其返以初」的想法，希望通过师古仿古，来摒弃当时人们对待玉器的浮躁与不认真，这直接促进了清代仿古玉器的出现。这种仿古玉不是把玉器做旧的伪古玉，而是在器型上模仿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及玉制饰品。这类仿古玉一般以品相完整、器形传承有绪的实物作为设计参考，造型、纹饰没有明显的失误。由于乾隆皇帝的仿古目的在于对玉厄现象的矫枉过正，所以在造型、纹饰的设计上，更加注意的不是与原器百分之百的契合，而是仿古结果所凸显出来的那种依旧符合乾隆本人审美需求的时代精神。在师古风气之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乾隆朝的玉器纹饰、造型乃集古代玉器之大成，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除造型、纹饰外，玉色及皮壳亦尽善摹古之风，如《御制玉杯记 》中苏州玉工姚宗仁即为弘历讲述了其父用琥珀烫伪古玉、染玉之法 ：「取器之纸类且怨者 , 时以夏取热润也 , 炽以夜阴沉而阳浮也 , 无贵无瑕 , 谓其坚完难致入也 , 乃取金刚钻如钟乳者 , 密施如蜂蚕 , 而以琥珀滋涂而渍之 , 其于火也 , 勿烈勿熄 , 夜以继日 , 必经年而后业成。」以及清代刘心缶在《玉纪补》中所说的乾隆时期，苏杭玉工阿叩所作的「叩锈」之技：「毛坯玉器，用铁屑拌之热醋淬之，置湿地十余日，再埋通衢数月，然后取出，则玉为铁屑所蚀，遍体橘皮纹，纹中铁锈作深红色，且有土斑灰不褪，宛如古玉」。此法或为后人所称的「烤色」之技，此技之效在本专场的三件乾隆宫廷白玉制器中可略见一斑。除师古外，乾隆还借引入痕都斯坦玉来反对「玉厄」。痕都斯坦是指当时的莫卧儿帝国，原有「温都斯坦」、「痕奴斯坦」等译名，乾隆皇帝亲自考证，确定译名为「痕都斯坦」。痕都斯坦玉器在风格上不同于中国玉器，其器型、纹饰非常具有中亚民族特色，其用料与工艺水准同样十分讲究，不仅雕工细致，并且采用水磨技术，胎体薄巧轻便，十分精美。乾隆皇帝对其赞不绝口，命令中国工匠进行仿制。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此只白玉菊瓣碗即为痕玉的绝佳代表，本专场有一对白玉菊瓣碗与此碗极为相类，但较之更为特别，因其身加饰了「烤色」之法，应是中国制痕都斯坦风格的玉器，体现了当时工匠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亦为精湛技艺与外来风范的绝佳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