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折装。紺紙銀泥。此冊是紺紙銀字並泥金扉畫，是十四世紀寫經之代表作。瓷青紙創制于晚唐五代，又稱紺紙、碧紙、紺碧紙、紺青紙、青藤紙、碧楮紙、鴉青紙等。紙張厚實，染以靛藍，因其色如瓷器的青釉，故稱為瓷青紙。北宋黃庭堅有《求範子默染鴉青紙》詩句：“為染溪藤三百固，待渠湔拂一床書。”從古至今一直是一種名貴紙張，其價格為普通用紙百倍。 此品原裝原貌，封面、底金繪寶相四蓮紋，輔銀繪纏枝祥紋，並繪雙框，框內輔繪祥紋，繪畫考究，非皇族宮廷不能為也，同類題材宮廷寫經頻有現世。展卷內頁首四開金繪“佛祖變相圖”金粉勾繪，線條細膩，法相莊嚴，此變相圖外框內繪如意金剛杵，同題材中，此繪法極為罕見，為同時期佛畫之翹楚之筆，為朝鮮宮廷寫經繪畫之代表之品。 正文橫豎金繪界欄，上下雙界，外粗內細，正文泥銀端寫，行十七字。字體有唐人小楷遺風，且別具本味，起落之筆可窺唐，字體風貌藏宋元之風。全經首尾齊全，品相優良，為同時期寫經中，繪書俱為一體之上品。且其藏匣年代亦久，或是元代之製匣。 唐宋風尚 宮廷審美 古代泥金書寫始于唐代，泥金書寫紙質講究使用瓷青紙，金字與瓷青紙形成强烈色差，給人一種金爍流光的燦爛。瓷青紙，桑皮紙用靛藍均勻染成，其珍貴之價明朝沈榜《宛署雜記》稱：一張瓷青紙值一錢銀子。泥金寫經文，為避免裝裱中損傷泥金，通常書于裝裱好的册頁、手卷之上。因為金、銀泥是尊貴的代表，以此寫下的經書，因此也常做為國與國之間餽贈之禮，或是國家賞賜王公貴胄名臣之禮。 中國與朝鮮半島歷代交流頻密，故而歷史上朝鮮半島與漢文化交融頗深，尤其是宋元時期，宋朝的建立使得中國經濟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大發展，與宋朝相對的高麗王朝作為漢文化圈的篤信者不斷吸收、引進新的文化風尚、熔鑄漢文化的適用因素，無論是詩詞文學、書法、繪畫甚至宗教文化，均被積極吸收。因此不但生活用度、裝飾，尤其是宮廷的審美風尚，更延續著唐宋以來的漢文化風尚。正如於古渡時代開始，寫經傳到高麗和日本後，受到宮廷的高度追捧，寫經于是成爲貴族知識分子的風尚。 妙法蓮華 眾生說法 《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是佛陀釋迦牟尼晚年說教，宣講內容至高無上，明示不分貧富貴賤、人人皆可成佛，爲大乘佛教初期經典之一。《妙法蓮華經》是佛教史上有著深遠影響的一部大乘經典，由于此經譯文流暢、文字優美、譬喻生動，教義圓滿，讀誦此經是佛教徒最爲普遍的修持方法。正是基於典籍的內容，寫經卷首的說法圖便極為忠實地以畫面再現：釋迦牟尼坐在前面對弟子，前面有聽法的菩薩衆向普賢菩薩合掌施禮，而其身旁亦是僧眾圍繞，畫面借用禮佛的高臺劃分兩段，在下方則是安坐的佛、菩薩和比丘等。極為細密但不失生動的線條，緊密之間不見擁擠，極具特色。此類金字寫經，乃以金粉溶解爲金泥而書寫的佛教寫經。 東南亞所出現的金字寫經，銀字，或者金銀字交錯書寫的寫經的儀禮盒技術均是從中國發祥，然後流傳至朝鮮、日本。故而中國、韓國、日本三地風格相近，亦有各自特色之處。 金銀抄經 皇室專享 目前這類金泥抄經，尤其是使用金泥的量能如此極盡奢華之能事者，現存可參考例僅於皇室抄經中，也僅數例可見，本冊紺紙銀泥《妙法蓮華經第七》並泥金扉畫於現存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高麗王朝（約1340年）《妙法蓮花經》寫本、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妙法蓮華經第五變相》寫本，形制裝裱相似，尺寸亦是幾近一樣，且同樣是金銀泥寫繪而成；曾釋出市場，嶽雪樓孔廣陶、密韻樓浙江南潯收藏世界家蔣家遞藏的元代《妙法蓮華經》 泥金紺紙寫經冊，亦見相同形制，裝池風格；而大英博物館中所藏，約1400年高麗寫本，其卷裱的金銀交織相襯的裝飾風格，於本品更為相近，可供參鑒對比。 關於銀泥和金泥來寫繪寫經，有這非常多的記載：高麗與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特點，是國王發願寫經的緣由，很多時候是元朝干涉高麗內政所造成的居多。也因為因應國家的需要，自然的發展出寫經院，高麗明宗十一年（1181），已有這個機構。後來忠烈王時，有金字院與銀字院，聘請會寫書法的師父為筆寫者，用金泥、銀泥寫成佛經。高麗時代最流行的是國王自己發願的經文，委託專門寫經的和尚，這個特點是對於寫經字體會有一定的要求，以及封面和裝訂都非常講究及精美。1275 年忠烈王時代，國王發願用金、銀字寫成大藏經。1281 年 3 月， 承旨廉承益（?－1302）於其住家放置金字大藏寫經所；1283 年 9 月國 王供養金字大藏寫經，鼓勵寫經的佛事；1289 年閏 10 月國王訪問金字院，並讚頌大藏經的完成。 觀之整體，裝池的規格，銀泥和金泥的用量、畫面的精美程度，應是高麗宮廷抄經。且從記載可知，我們眼前此紺紙銀泥《妙法蓮華經第七》並泥金扉畫，這類以銀泥和金泥一同寫繪而成的高麗寫經，是高麗宮廷所成立的“金字院”“銀字院”的寫經之典型，在收藏元代寫經的旅程中，如此有典型性的高古寫經極為難得，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