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济远在现代美术史上，王济远的声名和刘海粟紧密相连，在辅佐后者经营发展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关键阶段，他是最重要的助手和参与者。王济远在1932年加入了决澜社，因此也是中国前卫美术运动之一份子。在很多层面上，王济远都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画坛先驱者，举凡洋画运动、现代美育、美术出版、美术社团、文化外交等领域，皆可见到他的活跃身影，或者说，正是伴随着上海美专逐步积累起来的活动网络和社交活力，王济远确立了中国现代艺术家的公众形象和认知度。虽然没有正式留学经历，但王济远从20世纪10年代末期开始就和日本画坛乃至巴黎画派发生接触乃至不同程度的交往，他是后期印象派进入中国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也是潘玉良的恩师，常玉的友朋，张大千信赖的挚友；他堪称美术界的社交名流，人情练达，和德国大使托德曼、日本外交官须磨弥吉郎交往频密，但亦专诚于现代绘画的实践和探索，比如1932年，他以彩墨写生「一·二八」战灾实况，展开了战时艺术的早期实践。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先后在菲律宾、新加坡、西贡、安南、香港等地举行展览，进而移居美国，虽然和祖国大陆逐渐疏远，但在陌生的文化世界里，王济远一直致力于传播介绍中国的传统和现代艺术。王济远的现代绘画实践横跨水墨、水彩和油画这三种媒介，形成了他在东西文化的近代错动关系中，探寻中国现代绘画的特色方法。面向东洋，他的西画实践在学院派和后期印象派之间滑动，反映了近代东亚的画坛新风尚；面向西洋，他不时体现出蒙巴纳斯画家群对于「地方色彩」的关切，呈现出东方本土的自觉意识；视野在东西洋之间游移，王济远的艺术世界也沉淀出一种颇富特色的近代结构，一方面极力拥抱世界主义，强调「我们的工作，应贡献于全人类」。另一方面，他要解决水墨传统的现代转化，也就是中西调和的深刻矛盾：「今之号称国画家只知慕仿古人，今之号称洋画家只知采仿外人，其结果，国画家做了古人之活动印刷机，洋画家做了外人的留声器，如此而言绘画，画之生命毫无。吾人处于如此情状下研究绘画，当然要奋勇革除此种流弊与积习。」（1933年，王济远《革新中国绘画》）。1945年，美国作家赛珍珠曾如此评价：「没有比王氏的绘画更中国化，可是也没有比他更现代化的东西。」这反映了画家毕生的艺术理想，以及他所面临的困难课题。赛珍珠积极评价了王济远中西融合的方向感 —「过去渺幻的轮廓成了背景，前面摆着的是勇敢、新颖的东西。」「没有比王氏的绘画更中国化，可是也没有比他更现代化的东西」- 美国作家赛珍珠